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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时代。

    李家和晋军的野蛮性要比契丹这样纯正的草原人稍弱一些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作为纯正的中原人，当年朱梁的所作所为，似乎还要更加野蛮和残忍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李岌到现在一直都搞不明白王仙芝和黄巢这样还算是“有钱人”的盐贩子为什么会选择造反？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活不下去了，这与明末的流民起义又有很大不同。难道仅仅是因为革命觉悟比较高？

    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

    还是出于对统治集团的愤懑？！

    祸患的根源还在于从中唐后就一直无法解决的藩镇问题。

    权力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。

    一镇节度使，坐拥数万大军，掌握数州的军政大权和官员的任免，在这片领地内，就是犹如诸侯国王一般的存在……

    这些都是让人无法轻易割舍的，又让人沉醉其中。

    他从来都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忠诚，忠诚这个东西是需要用利益来维系的。

    普通的军卒很容易受到队正以下军头们的蛊惑，这些最基层的军官，才能随意地指使自己的部下。这和后世的包工队有些相似，一个外人对他们再好，最终他们大多也会选择听包工头的，虽然从他们身上吸取血汗钱的就是这些人……

    如果能记住一些普通士兵的姓名，就会接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。

    李岌原来做过劳动调解工作，见过很多民工与老板争执的场面，为了讨要工钱，这些民工们有时甚至会把老板围困或是禁锢起来，不给钱不让走。

    这种场合下，如果老板平常与工人接触较多，又平易近人，能够叫出一些民工的名字，这种围困的场面就不容易发生，双方的矛盾也比较好沟通解决。如果老板平日里一副高高在上，颐指气使的样子，双方就很难时行沟通，取得详解，矛盾就很难解决，并容易激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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